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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体制下的明星运动员越来越矫情
发布时间:2017-05-02 浏览:发布人:admin


[摘要]需要从小培养训练的运动项目中,运动员绝大多数都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只有这样的家庭才能支付培养孩子的费用。

刚看到一则新闻,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以43秒03的成绩打破了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原世界纪录是美国名将迈克尔?约翰逊创造的43秒18。但是,让我震惊的并不是他的成绩,而是他的74岁的祖母级教练是来自南非自由州大学的田径总教练。24岁的范尼凯克是南非自由州大学的商科学生。

让人吃惊是吗?对这就是举国体制和西方的个人兴趣参加体育的不同。

这不是骇人听闻。

2014年冬奥会,牙买加双人雪橇队??这支曾经征战过1988年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得到过2000年世锦赛金牌的来自热带国度的雪橇队,今年也获得了冬奥资格。但是他们前往索契参加比赛的资金严重不足,连机票费用都没有,牙买加奥委会也拒绝向他们提供任何资金帮助。他们只好在网上寻求帮助,并于短短的时间就众筹到8万美金。这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作为“牙买加雪橇队”的存在,已经代表了一种传奇,迪斯尼以他们的故事为原型拍过一部卡通电影。大部分试图在网上筹款的运动员,都没有他们这样幸运。

几乎每届奥运会,都会一些运动员为参赛筹款的新闻。上一届冬奥,欧洲女子冰壶联盟为了筹集资金,把女冰壶运动员的裸体月历带到温哥华比赛场地周边贩卖,月历里有7位现役征战2010年冬奥会的国家级选手。媒体把这个月历列为冬奥会的丑闻之一,殊不知,在欧洲像冰壶这样的冷门项目,运动员得到的津贴十分少,她们要边训练边做一些兼职。因此,每次出征重大比赛,都需要自谋部分资金,裸体月历已经成为欧洲女子冰壶联盟的一个固定的筹款项目。

在非“举国体制”的国家,作为职业运动员的生涯是一条基本只能靠自己的漫漫长路。需要从小培养训练的运动项目中,运动员绝大多数都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只有这样的家庭才能支付培养孩子的费用。少年运动员在国家级比赛中获得有分量的成绩之前,包括训练场地、教练、训练设备和参加比赛的报名费和路费等都要靠家庭支持。

在加拿大,那些决心让孩子追随体育梦的父母,往往会选择些小城镇居住,因为这些地方的初级训练开销相对便宜,和教练也更容易沟通。一旦孩子进入参加比赛的阶段,他们又会搬到大城市,并给孩子请一个更有经验的教练。比如我认识一位运动员Margaret,她最好成绩是参加了加拿大少年组比赛,并取得世界级比赛的资格。她少年时在只有5万人口的BC小镇Princeton开始训练,参加了国家级别的比赛后,为了她更好的训练,父母又陪她搬到温哥华。这种决心可以和我们中国的“孟母三迁”相比了。

当青少年运动员具有了参加全国甚至世界比赛的实力,并开始参加各种比赛,这个时候只有父母的资金支持恐怕就不够了,同时,一部分长大成人的运动员,不愿意再依靠父母,就开始寻求政府的补助,并开始边工作边训练。

比如冬奥会俯式雪橇金牌得主Jon Montgomery,在取得金牌之前,他一边训练一边在汽车拍卖行做销售员。国家女子冰壶队的Jacquie Armstrong,至今还是一名全职软件工程师,她的工作之外的训练时间是按每天零散的小时来计算,同时她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世界娱乐。加拿大自由式摔跤冠军,曾在国际上取得第8名成绩的Travis Cross是一名全职消防员……

这三个年轻人除了热爱羽毛球外,分别是学生、电工和经营运动绷带的商人。

一些地方也会为本地运动员自发筹备资金。上次我旅行经过一个BC省的小镇,一家餐馆正在为自己镇上的少年冰球运动员进行募捐。餐馆的黑板上贴着孩子们的照片,用餐的纸质桌垫上印着几个小队员的照片和简单介绍。在这种父老乡亲的支持下,不管资金是否真的可以支付孩子们训练的费用,对追求梦想的孩子们绝对有赞许和精神上的鼓励。

年少进行体育训练、甚至是半工半训练的艰辛历程,让这些加拿大运动员们也早就为追寻梦想之后的生活做好了现实的打算。Kyle Shewfelt在他拿到雅典奥运会体操金牌之前,准备退役后到加拿大最有名的太阳马戏团去表演杂技。而青少年组冰壶世界冠军Ursel兄弟,哥哥Bob成立了一个冰壶俱乐部,在一个小城市里为孩子们做冰壶教练;弟弟Michael则拿到了特许会计师和专业工程师证书。他们中没有拿到国际级奖牌的Margaret离开泳池之后一直在一家超级市场做收银员,这并没有妨碍她继续培养儿子成为运动员。

在比较所看到的加拿大运动员的经历之后,我不得不说,举国体制能给一些家庭条件不够好但是有潜力的孩子在其他非“举国体制”国家得不到的机会。这些机会,带来的巨大成功可能会让那些得到培养的孩子们忘记了??这条体育道路的是如何开始,谁又是扶她“上战马”的那个人。这样的体制有各种弊病,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支持一些孩子的体育梦想。

刘翔和姚明这样的中国运动员的出现,说明了中国的运动员的出身结构在发生变化,不再是举国体制初期的那些苦练体育的孩子都来自于一些家庭经济基础更为薄弱的家庭。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也开始认为专业运动员也是不错的职业选择,一旦成为体育明星也会享有极高的成就和物质上的回报。

但是“举国体制”全民资源的支持,和成为明星之后的商业利益却成为中国体育界的新矛盾,简直可以和“兴奋剂”这样的丑闻相比较。体育运动员一边享受着体制支持,一边急于商业变现。让运动员更有钱其实是为体育这个产业创造更高的价值,但是同非举国体制的国家的运动员相比,他们的体育精神似乎更纯粹。

和那些为了实现孩子的体育梦想、用尽举家财力的外国家庭,那些可能只享受大学奖学金、用大学的田径教练就跑出世界成绩的运动员相比。我们的一些明星运动员,其实是越来越矫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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